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中，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 尝试解释诸如印度教崇拜牛、穆斯林讨厌猪这些广泛存在的饮食习惯/禁忌。这些话题以往常被当做无须解释的文化现象，而哈里斯从文化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等处入手，以自然选择的观点，提出了许多极富洞见的看法，廓清了常见的文化神秘主义观点。但不幸的是，哈里斯是个彻底的群体选择论者，这使得他的许多观点的基础不够牢靠。

比如在讨论穆斯林何以厌恶猪肉时，哈里斯认为中东干燥的气候不适合饲养需要水洼散热的猪，而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原有的可供猪野生放养的树林逐渐消失，不得不转向人工喂养，而猪虽然有着极高的肉料比，但食谱与人类有很大重合，从而养猪变得越来越昂贵，猪肉也就渐渐从食谱中消失了。这一观点得到了同一地区其他文化的强力佐证，同样在中东，埃及人，腓尼基人和巴比伦人一样发展出了猪肉厌恶，而且在他们文化的早期都是吃猪肉的，随着人口的增长才产生了猪肉禁忌。

这一解释很对头，但因为基于群体选择，所以哈里斯谈论的都是对群体的好处，这导致在一些环节上不够细致。比如变稀少并不自动导致被厌恶，一个东西变贵了没准大家更想要了呢。在印度的圣牛崇拜中，同样是人口压力增加导致饲养牛变得昂贵，但牛却成了圣物。哈里斯并非对此一无所察，他指出印度的旱雨两季气候使得犁地非有牛不可，而猪除了被吃没其他用了，最终使得一个成为了圣物一个被视作不洁。作为对比，在没那么需要耕牛的江南水田，牛其实很少见。

从个体的角度，我们可以试着提出个更丰满的解释。想象一个生存于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家庭，现在又添了个娃，大家越来越吃不上饭了。在中东，这家人大概不会再有余粮养猪了，也没钱从市场上买，猪从食谱中消失了。而在印度，虽然牛也不好养了，但耕地必须得用，没了牛明年就种不了田，因此无法舍弃。但孩子们哪懂这些，眼巴巴的想着吃肉，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告诉他们牛是人类的好朋友，不能吃。。而随着某物变得稀缺，只有上层社会负担的起的时候，倘若一个宗教把该物定为神圣或不洁（反正就是不该吃），从而暗示依然在享用该食物的上层人士会下地狱，对拉拢劳苦大众显然很有益处，从而该宗教就发展壮大了……

这两个例子中，运用个体选择只是让原来的解释更细致了些，大的框架并没有变。本书中的其他部分也基本是这样，所以全书的结论跟方向还是挺靠谱的。但在哈里斯的另一本《母牛·猪·战争·妖巫》中，使用群体选择所产生的问题暴露无遗。该书的前半部分基本是《好吃》的重复，后半部分则讨论了些新的话题，比如战争。在解释部落战争的起源时，哈里斯在群体的界定上走得如此之远，他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死人使得人口压力下降从而让各敌对部落过的更好。也就是说假如有几个部落他们不打战，那把他们当做一个大群体，他们是不适应的。我完全同意战争减少了人口压力，但认为它是以这种作用于数个敌对部落组成的群体的方式起作用就太夸张了。战争对个体，对单个部落，都可以找出好处，何必如此舍近求远去想什么敌对部落作为群体的适应性呢？这个解释跟旅鼠在种群数量增加时会集体主动跳崖自杀的故事是类似的。旅鼠的传说是个谎言，这个解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另一处更为典型，在讲到战争如何减少人口时，哈里斯指出直接战死的人口比例其实是很低的的，

但战争使得人们偏爱男婴，从而女婴死亡率远高于男婴，于是减少了未来人口。

这说得很对，但接下来在讨论性别时哈里斯采用了典型的群体视角，对好战部落轻视女婴似有不解。

哈里斯看起来似乎并不了解 Fisher 的性别比例理论，否则应该不会完全没有提及。Fisher 理论预测适婚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应该接近1:1，为了达到这一比例，男性性成熟前死亡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应该越悬殊。哈里斯的另一本书《文化的起源》里给出了相关数据，与Fisher理论完美吻合，而且还体现了文化的惯性。在环境变化后，旧的抚育习惯还可以维持大概25年，也就是约一代人的时间。

Fisher 的理论基于个体选择，在解释这个部落杀害女婴的行为上完全没有困难，不如说若不如此反倒奇怪了，但从群体的角度就看不清楚了。

此文写完后请辉格审了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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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好啊，几个要点都说到了，群选择确实是哈里斯的软肋。

对群选择，我的态度是，不是完全不能用，但要说清楚组织和控制机制，因为群选择的致命要害在于，偏离群体策略的个体可以从偏离中获益，只有群体有办法阻止这一点，群选择的解释才可能成立。

可是，一旦有了这样的组织和控制机制，一般就不叫它群选择了。其实 E.O.Wilson 和 Dawkins 等人的争议点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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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总看问题确实高人一筹，我就从没想到过群体控制的角度，不服不行。